2011/11/29
【經濟日報╱胡汝銀】
近期深陷主權債務危機泥淖的希臘和義大利成功地避開總理辭職所帶來的政治動盪，順利地挑選兩位國際知名的經濟學者和技術官僚出任總理。國際社會寄予厚望，卻也舉步維艱。
第一，由學者型的技術官僚來主導主權債務危機處理過程，雖然可以發揮其專業特長和技術優勢，但作為缺乏同黨基礎的獨立人士如何能在黨派林立的議會中和社會上得到足夠的政治支持，如何能夠進行必須的政治動員和政治協調，是當政的技術官僚所面臨的巨大挑戰。
主權債務危機是長期經濟停滯、國際競爭力衰減、失業率過高、政府財政支出過大等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要解決這些棘手的問題，需要克服巨大的歷史慣性、路徑依賴和政治阻力，推進深刻的社會變革。沒有廣泛而又足夠的政治支持，技術官僚主導的政府將有心無力，成為無所作為的弱勢政府。
在國際上不乏這方面的前車之鑑。例如，日本前首相菅直人也是一位極有才華、極富個性的知名經濟學家，即使有同黨的基礎，最終也變成一位難有作為的弱勢政府首相，在短期任職後狼狽地下臺。
第二，公共決策過程常常是一種極為複雜、極難預見的過程。在處理主權債務危機的社會公共決策過程中，不同的黨派和社會群體有著明顯不同的政治與利益訴求，它們首先追求的是自身利益而非社會整體利益的最大化，往往慣於存異而拒絕合作求同，難以形成足夠一致的政治意願和達成社會共識。
人們往往不是在順風順水時，而是在自認為退無可退時，才被迫改弦易轍，達成妥協，接受變革。
由此可見，未來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處理，將主要受制於相關國家的國內政治，受制於國內各種政治訴求及其互動過程，從而充滿了巨大的挑戰和不確定性，走一步算一步，無法準確預知下一步以及以後每步的結果。
從歐元區的層面上看，歐元區貨幣聯盟各國的政治、經濟條件差異極大，在貨幣聯盟的框架內，一方面，各國政府無法基於自己的國情掌控利率、匯率等貨幣政策工具去平抑經濟波動和推動經濟增長，只能「一條腿走路」，單獨依靠自己的財政政策來應付經濟難題，從而大大削弱了各國政府處理危機的能力。
另一方面，在各國主權獨立和現有的歐盟管理體制下，歐盟委員會和歐洲中央銀行等歐盟機構也缺乏足夠的授權和領導力，去迅速有效地應對成員國的主權債務危機和其他突發的重大區域問題。
以上兩方面因素，導致歐元區單個國家的危機處理能力和整體的應變能力同時下降。
從全球金融市場的層面上看，金融市場總會對各種事件作出過度反應。隨著歐元區各國的財政、金融、政治起起落落，國際金融市場也上下震盪，時時過度波動，常常讓人們心驚肉跳。歐元資產因此成為一種高風險的資產。
即使能克服巨大的政治阻力，希臘新政府可以推行以增稅和減薪為主要內容的緊縮政策，義大利的新政府能實施財政緊縮措施，兩國的經濟短期內也將難有起色。
基於以上三個層面的分析，可以推斷：1、歐元及歐元資產是一種高波動、高風險、高度脆弱的資產；2、在希臘、義大利的經濟短期不會有實質性改善的條件下，歐債的可投資性較差；3、歐元與歐元區缺乏內在穩定性，換言之，它們穩定的代價太高，歐元區未來調整的需求和調整的概率很高。
（作者是上海證券交易所研究中心主任、大陸知名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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